刀尖指向父亲的胸膛
文/曾颖
直到多年后，我当了父亲，才懂得父亲那一刻的大义凛然里深藏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这也使得我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我多么希望14岁那年夏日的某个黄昏，从没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但1988年的夏天，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如一个惊叹号，惊悚而突兀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就像很多同龄人一样，我对父亲的感觉是惧爱交加的。在很大程度上，惧所占的比例远大于爱。与别人不一样的是，在这大比例的“惧”与小比例的“爱”之间，还掺杂着成分不低的漠然。
在我出世之前，我的父亲就在省城工作，而我母亲在70公里之外的小县城生活。父亲每星期骑车回家一趟，我对他的记忆只有三件事：给母亲钱，把水缸挑满，把熟睡的我从妈妈床上抱走。前两件事，至少在当时我觉得对我意义不大，而第三件事，则让我有一种痛苦和愤懑的感觉。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偶尔从梦中醒来，看到孤星零落的窗外蝙蝠像抹布一样在蓝黑的夜空中飞舞的场景。我心中的恐惧与被冷落感凝结成一种被抛弃了的孤愤感。我心中暗暗恨着抱走我的父亲，也恨同意父亲抱走我的母亲。我心中在乎的不是方寸之间的一小片床铺，而是爱。
这些如今想来觉得有些滑稽的感受，却是我成长岁月中支配着我喜怒哀乐的真实想法。这些想法太负面，也太消极，它像一朵阴云，阻挡了我全面地看待父亲与我的关系。作为一个年近不惑的男人，他身上担负的工作与生活的压力，使他也拙于表现自己的父爱。那时的我根本不懂，仅一个星期来回140公里的路程，就需要多大的爱意去支撑。这还不包括那些从车后座上取下来的用饭盒装着的只有省城才买得到的美食-他平时在单位很节省，所有的奢侈，都会留到周末和家人一起分享。但这些深藏在细节背后的情感，又怎么可能被一个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体会到呢？我能感受到的就是自己的父亲从来不像别人的父亲那样陪儿子去看电影或游泳，在孩子受到欺负时冲出来守
护，为儿子做一艘船模或一只猫头鹰风筝。
这种感觉使我对父亲的感情始终是不冷不热不温不火的，这使得父亲对我也多少有些失望，总觉得这孩子与自己离皮离骨，不像别家孩子与父亲那样亲热。这种感觉，使他对我的亲密感也大打折扣。我们俩的感情，也就像一对反函数曲线，渐行渐远，各奔东西，直到14岁那年夏天一次火星撞地球般的撞击发生。
所有的家长都把“叛逆期”三个字看得既严重又恐怖。但孩子们并没有这种感觉，他们甚至不明白父母们如临大敌的心态来自哪里。难道不按父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行事是那么可怕的事情？父母已习惯于孩子们像遥控机器人一样，顺着他们的指令和愿望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沿着他们所认定的“为你们好”的思想去学习、生活，喜怒哀乐。这样的逻辑，是使孩子们成为大人的翻版，而非他们自己。事实上，他们在他们父辈的身上，早已经历过这样的纠结与轮回，而且也证明是无效的。但父辈们并没有从与上一辈的博弈中总结出教训，而是自以为是地觉得自己摸到了窍门，要加诸儿女们的身上。这样的轮回，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从没停息过，成为青春期一个永恒的主题：父母希望孩子成为他们想要的人，而孩子希望自己成为自己。
与父辈思维与想法的差异，大到学什么专业，报考什么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中到对一部电影、一首歌、一种发型、一个社会现象的看法；小到洗脸应该先洗额头还是耳背后，牙膏应该从中段还是尾部开始挤，洗锅应该从锅底还是锅沿开始。这些小小的根本无关紧要的争议，总能发酵出一大段令人头大的唠叨，父母们称之为教导，而孩子们则视之为啰唆和不信任。即便双方各有对错，但双方却各自选择性地记住自己的“对”和对方的“错”，于是就不断地固化了对方的形象，彼此恼火。父母觉得孩子们不好管教，孩子们则认为父母不信任自己，自己怎么做也得不到认可，于是，要么阳奉阴违，表面服从内心坚持；要么干脆与父母的期待反着来，即便心里知道父母的想法是对的，但仍然以拖延、漠视甚至反向执行来表达对父母意见的不认可。这是一种渴望独立的叛逆愿望，它反抗的不是命令的内容，而是命令这个举动本身。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父母相处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我的母亲在受到我的无数次抵抗之后，渐渐退出了与我交锋的第一战场，而将这个艰巨的作战任务交给了父亲。这个时段，父亲已从省城调回了老家。为了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放弃了一直引以为荣的“省属企业”职工身份，进入“县属企业”。各种待遇及心理的落差使他满怀憋屈，在这样的心态下，接受母亲的哀叹和抱怨，其后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为此挨过数次打，而打对于一个处于叛逆期的孩子来说，只能让他原本并不太清晰的世界观再蒙上一层羞愤，而这羞愤之于一个对人事半懂不懂的孩子，无疑如把水洒进油锅里。
在隐忍了数次之后，我与父亲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冲突在意想不到的时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了。
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我从外面游完泳回家，看到母亲正坐在屋里抽泣。其时正值饭点，各家各户的厨房里都飘来炒菜的香味。我一看便知，是父母吵架了。每当这个时候，母亲都无心做饭。我准备淘米煮饭，打开炉子才发现火熄了，于是就去劈柴生火。忙活了半天，终于把火生燃，人也变成灶神公一样。这时，父亲回来了，面色涨红，浑身酒气。他看到满屋的烟和夹生的饭，我看到酒足饭饱的他，都不约而同地愤怒了。他一踢脚下的板凳，说：“教了你多少次，生炉子要把炉子放到走廊里，免得烟往屋里灌，你就是不听！说那么多次，一头猪都懂了！”
我心里万分不痛快，冷不丁地还嘴：“你那么会生，你怎么不生？跑出去喝完酒还撒酒疯！”
我的话彻底激怒了他，他飞起一脚踢在我屁股上，屁股一震，不算疼，但心里的委屈与愤怒终于决堤。
我抓起菜板上的刀，觉得还不够，左手又抓起另一把刀，刀尖直指父亲的胸膛。
父亲惊愕地看着我，母亲尖叫着扑过来，拦在我们中间，邻居闻讯也跑了过来。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有勇气向自己的父亲下手。母亲和邻居的介入，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大家把我和父亲隔开，而此时，我也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挥着刀对他叫喊几声，发泄长期以来郁积下的不满。
父亲看着我，眼神里透出一股要主动迎向刀口的大义凛然。
我们对峙了不知多久，外婆赶来了，手里抱着剃着光头的小表妹。她叫我放下刀，我也觉得两把刀在小表妹的头上晃来晃去太过惊悚，于是丢下刀，扑到外婆身上，哇地哭了起来。
事后几天，在母亲和亲人们的劝导下，我终于答应向父亲道歉。当我对父亲说“对不起”时，父亲坐在床上，孩子般大哭起来，哭着说这些年生计的艰难，哭着说养我的不容易，哭着说我这个举动对他的打击。那天他喝酒，不是因为和母亲吵架，也不是贪图快活去吃独食，而是在那天，他被通知下岗了。
母亲说：“认识你爸爸20年了，只见他哭过两次，上一次，就是你3岁时患肺炎，昏迷两天不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