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岁月，母亲用爱喂饱我
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我们这些孩子中姐姐最大，兄弟六个，我排行老四，生于1954年。
从我记事到参军，好像就没吃过几顿饱饭，直到现在，肚子一饿，心就发慌，误以为低血糖，一查正常，这就是小时候饿下的毛病。
高小时在公社住校，家境好的同学带的是白面饼，差一点的是玉米面团子，最差的是糠团子和红薯。我们兄弟就是最差的。我们每人每天只有六两到八两左右的玉米面，不够吃，经常饿得心慌意乱、六神无主。白天饿得不行了，向大师傅要一点盐，放在凉水或开水里，再加上一点酸菜充饥；晚上饿得睡不着，就到庄稼地里偷吃生南瓜、生茄子、未熟的青西红柿和青枣。一次，我给一位战友讲起这些事，他不责备我偷东西吃，反而不可思议地问：“这些东西能吃吗？”我说：“咋不能吃？人要是饿急了，什么都能吃。我不到一分钟就能生吃完一个小南瓜。”
记得一年放暑假前的那天早上，我交的粮吃完了，只能饿肚子。有个亲戚的娃娃问我怎么不去吃饭，我如实相告没粮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变了味的面团子给我。我如获至宝，几口就吃完了，连一点渣子都没掉。没一会儿，我就开始闹肚子。肚子本来就是空的，越拉越空，疼痛难忍，我只好请假先回家。我走了两个多钟头才到家，母亲看到我的神情，焦急万分，她极麻利地给我做了一碗杂面汤，吃后让我躺下休息，又到地里挖了些草药煮水给我喝。经母亲治疗，我不拉肚子了，但几天都缓不过精气神来。
我家七八口人挤在一孔窑里。母亲就是这个缺吃少穿的穷家的后勤部长。为了当好家，母亲绞尽脑汁，省吃俭用，费尽了心血。她把粮食和糠麸搭配，粮食与瓜菜搭配，酸菜与野菜搭配，把干饭做成稀粥，以满足家人胃的饱感。求人矮三分，母亲把人家不吃的麸皮、谷糠要过来给我们充饥，还把别人不要的萝卜叶、红薯叶捡回来，洗净晾干，磨成粉掺到粮食里蒸着吃，或是用水泡泡煮着吃。为了糊口，母亲经常到山里寻找更多的“进口食品”，她总是先吃先尝，有几次尝野菜中毒，万幸的是中毒不深，经抢救脱险。她常自言自语：“这家里要是饿死人了咋办呢？”
那时，村里经常有讨饭的上门，尽管我们很穷，可母亲多少总要给上一点儿，并常说：“我们总比讨饭的强点，还支着锅灶，没吃的给烧上一碗开水，让他暖暖身子也好。”
那时，每人每年2尺布票，每尺布票可卖两毛钱。为了给我们凑学费，父母把布票都换成了钱。再说，家里也没钱买布穿。家里七八口人，加上姐姐家十几口人，穿在身上的，铺在床上的，全靠母亲和姐姐纺线织布。我们上学，只要是土路，就脱下鞋子，拿到手上，赤脚走路。供销社收购站破鞋堆就是我免费的鞋店。不管什么颜色，无论男鞋女鞋，只要能穿就行。当地农民都穷，哪有能穿的鞋子就卖的。帮子不行，底能用也行，自己稍作加工就算一双鞋子，虽说不伦不类，但聊胜于无。一次，我捡了一只红色女鞋，一只蓝色女鞋，一只大点，一只小点，穿上前面露脚指头，后面露脚后跟。我很高兴，一进教室却招来哄堂大笑，有人说我是“前面卖生姜，后面卖鸭蛋”，我顿时羞得无地自容，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们一年就是一身衣服。上学是它，生产队劳动是它，打猪草、割牛草、赶毛驴、挑担子也是它。冬天，光身子穿破棉袄，没有扣子，就用一根麻绳往腰里一系。母亲为了给我们多做几件衣服，经常半夜三更挑灯做针线，缝补浆洗，实在撑不住了，就躺一会儿，醒来接着做......
因为贫困，村里有些品行不端的人，总是寻机欺负我们。有时对方太过分了，我们弟兄血气方刚，忍无可忍时，也不示弱，经常动手打起来。回来后，母亲总是责怪我们惹是生非，劝我们：“不要逞强，要学会忍让”，“别理他们，不要和心眼不好的人一般见识。”小时候，我总感到母亲太胆小怕事。一次，母亲对邻居说：“我好赖现在还活着，哪天我死了，我的这些儿子还不知要受什么气，还不知能不能活下来......”话落泪下，边说边哭。我小小年纪，站在一旁，听着母亲的哭诉，也情不自禁地流泪。我心想，再也不能惹事让母亲伤心了，并暗发誓愿，有朝一日，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从我记事时起母亲就有病，她被病缠磨了一生。山区缺医少药，家里连糊口都难，哪里有钱看病？！母亲对付病的办法就是硬撑着，实在撑不住了，就躺下休息一会儿。病重了，就起不了炕，别说干农活了，就是连饭也不能做。我们弟兄都是八九岁就开始学做饭。个子矮，够不着灶台、案板，就脚下踩个木墩子，母亲躺在炕上，指挥我们切菜、和面。我们不会做的，就扶母亲下炕，让她动手做示范。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们从小就会干农活、收拾家务和做饭。大的和父亲一起到地里干活，小的在家照顾母亲，料理家务。
母亲经常强忍病痛，拖着虚弱的身子劳作。有时晕倒在地，我们只好将她扶到炕上躺下。病最重的时候，母亲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经常对我们叹息：“这病啥时能好呢？啥时才能把你们抚养成人呢？啥时候你们都成了家，我就能闭眼了，我还能活到那一天吗......”
父亲、舅舅一劝她去看病。她就说：“我能活几天就算几天，把钱留给孩子上学用吧。”最艰难时，她曾动过将六弟送给南源村的一户有钱人家的念头，但人家来领人时，终因骨肉难舍向人家道歉而作罢。
母亲一生勤俭节约，从不浪费。“文革”时期，全民学语录、背语录。母亲是文盲，会背的不多，但对“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条，她背得最熟、理解得最透、做得也最好。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未倒过剩饭剩菜，夏天剩饭剩菜变味了，放点碱，热一热照吃。涮锅水，清的给猪吃，稠的给鸡吃。
我是学经济的，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勤俭节约”这根弦在我脑子里从没松过，不管是为公为私办事，总是算来算去，从不敢铺张浪费。在我任空军工程大学校务部长时，恰逢大规模基建，我优化投资，千方百计降低投资管理成本，两个亿的工程，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还节约经费3600万元，在全军介绍经验。细想起来，这也是母亲从小对我言传身教的结果。
母亲总有操不完的心。在家，发愁儿子们走不出大山；出去了，又担心我们的安危冷暖；没有媳妇，为我们操心；有了媳妇，又盼着能早日抱上孙子。当年，大哥在北京上大学，没路费回家，她盼信盼人，望穿秋水。之后，我入伍到了青海，五弟上中专在咸阳，六弟当兵到甘肃，我们相继远走高飞了。但不管我们走多远，都走不出母亲对我们的牵挂和思念。一年四季，6个儿子就把她的心撕成6份。
有一年，我和妻子回家探亲，妻子随便说了一句酸枣好吃，母亲就暗记在心。来年，年迈的母亲迈着小脚到山里采摘，晾干后，托人把酸枣从县城捎到延安，从延安捎到西安，又从西安捎到兰州。一个多月才到我们手里。当我们看到母亲捎来的酸枣，心里温暖，眼里发酸，感慨万端。
母亲虽然是文盲，但她渴望文化，聪敏贤惠，麻利能干，小时候她给红军放过哨，送过信。她说过：“要有文化，我也可以给共产党做事。”母亲活了73岁，穷苦的生活持续了几十年，加上一生有病，乡亲们都说，母亲能这么长寿是个奇迹。自从嫁到张家受了一辈子苦，从没听她有过一句怨言。
要是有人问我，母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会说，在家里，母亲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人，睡得最晚的人，干活最多的人，吃得最少最差的人，为儿女操心最多也是最细的人，她和父亲同心同德，吃尽千辛万苦，为把我们都培养成有出息的人而无私地奉献了自己一生。
古语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在回味感受深厚母爱的同时，我也感到亏欠了母亲很多......母亲在世，我常思念母亲，牵挂她的冷暖，但有时连一封信也懒得写，常以远在千里，忠孝不能两全为由原谅自己。母亲去世后，我常思念，常自责，常悔过，思念中常落泪，以至于有时独自失声痛哭。我也曾多次祈求上苍能原谅自己的不孝，但最终也无法抹去我心中永远的伤痛......我曾答应带母亲到北京去，一个穷山沟的妇女，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小脚女人，对党感激不尽，多么向往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毛主席住过的中南海，这是她的一个夙愿，但最终没有实现。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母亲。为了弥补过失，母亲去世后不久，我怕再留后悔，就带父亲到北京看了天安门、中南海，我心中才稍感慰藉。我还愧疚的是，在母亲临终之前没能和她说上一句话。母亲病危时，她还不让在县城工作的二哥、三哥告诉我，怕影响我的工作。但我知道，她心里是多么渴望见到我啊！母亲把她对我的爱延长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固定在了最后一刻。每当想到这里，我就禁不住热泪满面。听邻居们讲，当兵这些年，我写给父母的信，她能让别人读好几遍。没人读时，母亲就常许久地用双手捏着信......听到这里，我心如刀绞，泪如雨下......我还愧疚的是，我曾少不懂事，误以为只要让母亲吃好、穿好就是孝敬，其实不然。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涉事渐深，人生的感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越觉得过去的我太傻、太笨、太粗心，忽视了对母亲精神上的体贴和慰藉。
1993年腊月初五，母亲走了。我奔丧回家，看着已经不能再和我说话的母亲，如万箭穿心。我真想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母亲的生命。什么名誉地位，什么幸福荣耀，都比不上让母亲活着好，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好......
心香一炷能通灵。母亲，让我在您的墓前焚香长跪，望着那冉冉升起的烟缕，我希望母亲的在天之灵能收到我对您大德深恩不尽的感激和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之情......